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
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：男人如何能合理合法地杀死自己的妻子？

没想到真有人回答，先把她逼疯，再杀死她。

(资料图)

回答者列举了一部1944年的悬疑电影，有个丈夫经常故意让灯光忽明忽暗，还时不时让阁楼里出现脚步声，每当妻子向他求助，他总说这是女人的幻觉，还体贴地让佣人不要打扰她。

久而久之，丈夫成为人们口中的好丈夫，他的妻子则成了行为诡异的疯女人。如果没有警察及时出现，他就得手了。

2017年，刘任侠在东北遇到了一位女当事人。她是一位年轻的女精神病患者，正在和富豪丈夫争夺抚养权。

她的症状和给出的证据，都让刘任侠怀疑，女孩的富豪丈夫，正试图把电影变为现实。

2017年10月，李春芳来到我的律所，突然站起身脱掉外套和文胸。

眼前这一幕惊得我说不出话，而她裸着上身，在衣服上仔细摸索着说：“刘律师啊，我衣服上还有针，你帮我找找。“我一把将门帘拽下来，披在李春芳身上，帮她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衣服。

我没有看到任何针：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穿上吧。”

李春芳说，自己被家暴了六年，决定从家里跑出来那天，真的做好了出门就死在外边的准备，“他拿着尖尖的缝衣针扎我。”

“他让我必须瞪大眼睛看着他扎我。”

李春芳说到这时很焦躁，像孩子一样死命捂住眼睛，好像这样就不会再回忆起那一幕了。

我知道这个当事人患有重度躁郁症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会出现幻觉的。

现在看李春芳的状态，我确实不好说她的哪句话是真的。

直到李春芳拿出破破烂烂的手机，找到一张照片，她对着自己大腿根拍的，那一片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红点。

我打了一个冷战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，是一种害怕的感觉。

这几个月里，我亲眼目睹这个女人从想要办理离婚案，一步步被丈夫打到精神失常的过程。而此刻我能得到的信息只有两点。

第一，他的丈夫从不在家暴后留下任何痕迹，即使用针无数次扎穿她的皮肤，也会在她痊愈后才放松监视。

第二，在这场离婚案中，她丈夫的主张，是她精神失常，必须剥夺抚养权。

距离离婚案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。

她却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疯子，她接连丧失了语言表达，和常识逻辑的能力。她的孩子就快要被夺走了。

那天我摸着胳膊，鸡皮疙瘩一直退不下去。

几个月前，我还没有从老律所离职，李春芳和她的丈夫几乎是相继来到律所，想要办理离婚委托。

那天我奔向主任到办公室，想要去阻止她接下这桩离婚案。

还是没来得及。

当我赶到时，主任已经和那个李春芳的丈夫签下了合约，我认得那男的，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。

他进律所的时候就说，要找本市最好的律所里最好的律师给自己打离婚官司。

一对夫妻离婚，一家律所只能为其中一方辩护。

我却更想把这个辩护的机会，留给他的妻子，李春芳。

李春芳两天前找到我们所，说的话跟男人如出一辙，“我要找最好的律所办理离婚。”

因为她没说要找最好的律师，所以是我接待的她。

李春芳坐下就说：“我现在形象不行，但年轻时候很好看。”她告诉我，自己25岁的时候，凭借样貌，才成为了这个60多岁男人的第4任妻子。

我看着现在30岁的她，体态有些臃肿，但能看出五官清秀。

她抖了抖没扣子的风衣，“这是我他追我的时候给我买的，好几万。”

我发现，她总是想起什么说什么，思维偶尔有点混乱，或者说，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。

“财产怎么分？”李春芳掰着手指细数家里有多少财产，但她声音很小，像是自言自语，我有点听不清。

虽然她语言逻辑混乱，但我能听出来，她和丈夫确实家资丰厚，离婚的话，她保守能分到大几千万的资产。

钱仅是次要的，李春芳最关心的是抚养权的问题。

她讲到这时逻辑会很清晰，说要马上找个工作，没工作对争夺抚养权不利。

“为什么不愿意把抚养权给你丈夫？”

对一些说话不清楚的当事人，我需要聊点刺耳的问题，来获取更多信息，给出准确判断。

“他变态。”

李春芳轻飘飘说出这三个字，然后眼神放空，并没有再深聊的意思。

我送李春芳去电梯的时候，她拽了拽不合身的风衣，嘴唇翕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之后两天都没有与我联系。巧的是，她的丈夫很快也来到来我们律所，抢在她之前签下来委托合同。

他口中宣称两人共同资产的数目，不及李春芳算出来的零头。

聊到抚养权，他态度和妻子出奇一致——

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我六十来岁了，就这么一个儿子。”

他前三次离婚的时候，两个女儿都被母亲带走了，但儿子是一定要留下来继承家业的。

男人叫尉迟健，虽年逾花甲，但是身材挺拔，衣着讲究，看上去好像四十出头。他很会展示自己，在我同事给他计算夫妻共同财产时，让司机去给买咖啡买奶茶。

我们这些在办公室里的人也都人手一杯，只是价格没有我同事的那杯高。我同事夸了他两句，他却自我检讨说：“肯定还是我做得不够好，不然芳芳也不会跟我离婚。”

他还自怨自艾地说，真离了婚就自己孤独终老好了。

如果只接触尉迟健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帅气又善良的大叔。

但是，无巧不成书，离婚的双方当事人都来过我们所里，我知道得更全面一些。

我会想起那个精神面貌不佳的女人，想起她走前说了一句：律师，再不离婚，我就是死路一条了。

那段时间，我正在准备离职，出来做刑事辩护律师，很多工作已经交接得差不多，每天无所事事。

出于好奇我盯着尉迟健案子的进展，我猜，这个案子背后肯定埋着很多秘密。

尉迟健迟迟没有提起离婚诉讼，只是反复地跟律师核对资产。直到李春芳主动向法院起诉。

开庭当天我跟着同事去法院旁听。

如果说第一次见面，只是听这女人说话不利索，那这次可真是肉眼可见她精神状态不佳。

李春芳换了一件拉不上拉链的名牌外套，可能也是尉迟健给她买的。不合身的衣服本就有点吸引眼球，偏偏还梳了个歪在一边的马尾，紧贴着左边的耳朵，头绳上有两朵看上去很廉价的小花。

调解之前，李春芳坐在调解室门口，委屈地说自己没有钱，根本交不起诉讼费，接着坐在走廊里哭。

尉迟健靠着墙观赏这一幕。

我偷偷给主任打电话，“要不然他们俩来咱们所，您给主持个调解，那女的连律师都请不起，也交不起诉讼费。”

虽然对我们充满警惕，但是李春芳最终还是坐在了我们所的会客室里，为了让她心理平衡一些，我主动申请坐在了她旁边，让她看上去也像有律师的样子。

李春芳一直低着头，一会儿摸摸头上的小花，一会儿试着要把外套的拉链拉上，始终不敢与尉迟健对视。

尉迟健脸上挂着捉摸不透的笑容，一直盯着李春芳，好像他的眼神就自带某种力量，压得李春芳抬不起头。

主任让李春芳先陈述自己的诉求，她说话时就像一位经验充足的老法官，声音沉稳有力，不容置疑。

李春芳从包里掏出一沓写得满满当当的A4纸，低着头念完了自己的起诉书。

我看着尉迟健的脸渐渐变得阴沉，这些资产与他说的相距甚远，他没想到李春芳能把这些资产记得这么清楚。

“你怎么敢？”他直接过去俯身瞪着李春芳。

李春芳吓得往后躲了一下，椅子滑出去一点点，我把他的椅子拽回来，问她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。

“我是他公司的会计。”李春芳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。

“你作风有问题，不配当妈。”尉迟健掩面而立，快哭了的样子，似乎妻子有过让他颜面扫地的行为。

李春芳磕磕巴巴地反驳，说自己年纪轻轻就跟他恋爱结婚生子，“你出轨我不敢打你，我出轨你能打死我。”她越说越激动，却始终无法完整表述出一句话，然后又被尉迟健打断。

尉迟健看她有些失常的样子，笑了笑，说自己有证据但不拿出来。

期间几次主任把尉迟健叫出去交谈，但两个人始终达不成一致。

李春芳虽然数得清财产，但明显最在意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对年仅7岁的儿子抚养权死抓不放。

尉迟健则是对于资产一步不让。

送李春芳出去的时候，我让她去找个靠谱的律师，她虽然掌握了财产线索，但是需要律师帮她补齐证据，不然肯定达不到她的理想离婚结果。

不然他也不会开庭了还威胁说：“你告诉李春芳这才刚刚开始，以后她会经常收到传票的。”

开完庭，我并没有急着离开，我对着尉迟健说：“你儿子还叫尉迟信诚，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姓而已。“

“他还说可以给你养老，但得等到你不打人以后。”

尉迟健站在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

看完这篇故事后，侠女告诉我，这是她办理过最动人的一桩离婚案。

她见过很多身处弱势的当事人。

比如这对母子，本该是弱势中的弱势，一个半疯子，一个7岁男孩，她抱着拯救对方的心态接下案件，却见证了这两人身上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：

“我从来没见过被打成这样还回去要孩子的妈妈。”

“更别说见过这样勇敢的小男孩。”

我问她，在这对母子身上，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什么，她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就是在法庭上，家暴的男人，大吼儿子和自己一个姓氏，长大后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母亲时，孩子冲进来否认的场景。”

正是因为有了那一幕，她才开始有了一种想法，我们平时总说糟糕的父母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。

万幸的是，有些孩子足够美好，他可以反过来帮助困境里的亲人成长。

（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）

编辑：小旋风

插图：桥花

“那你做我的律师吧？”李春芳在电梯上小声央求我，我跟她解释，我同事代理了尉迟健，我就没办法再做她的代理人了。

“他跟踪我，找你同事就是为了让我找不到律师。”或许李春芳说的是真的，但我确实爱莫能助。

我与李春芳的再次相遇是在法院。

如果不是听到了李春芳的声音，我很难从形象上辨认出那是她——

还是一件不合身的卫衣，真正变化是编了满头的小辫子，聚在脑袋上盘成一个髻，原先头绳上还只是两朵小花，这次她直接戴了个比头还大的蝴蝶结。

这人精神状态显然比上一次更差了，而且居然还因为诉讼费，跟法官讨价还价起来了。

“你是把诉讼费算错了吧？”李春芳看着诉讼费交款单上的数额在那嗷嗷叫。

法官已经没了耐心，直接喊了下一位，让她去边上去做决定。

一个年轻的男律师木然地站在她边上，我看到他手里的律师证是蓝色的，是个实习律师。

我忍不住瞄了一眼他手里的起诉书，事实与理由部分只是简单写了为什么要这些资产，我想看看是否提交了相关证据，否则法官不仅不会支持，李春芳还要就这个部分承担一大笔诉讼费，超过百万。

但那薄薄的一点材料，我估计，除掉要交的代理手续、原被告及婚生子的身份信息，应该没什么证据了。

我把电话留给李春芳，让她有需要给我打电话。那时我做完手头交接工作，已从老律所离职，可以接案了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李春芳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。

我能提取到的有效信息，就是她今天要开庭了，有律师给她出庭，但是希望我也能去。

我带着委托手续去的，没想到李春芳只是喊我来旁听。

我发现李春芳的发型又变了。

她原先头上的大蝴蝶结，变成了数只蝴蝶发卡，围绕着脑袋正中央顶着的一朵大红花。我懵了，其它法院工作人员也懵了，明明是紧张的离婚现场，偏偏带着一丝诡异的搞笑。

听说她请了哪位律师后，我顿觉李春芳这个案子要凉，她请的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一个骗子。

这个骗子小学毕业，光靠一张能忽悠人的嘴就敢说自己是律师，背下了所有法院庭长的姓名以假装自己关系硬，高价接完案子交给刚执业的小律师做，投诉率一直在本市遥遥领先。

律师宣读完起诉书，法官按照程序问了一句，尉迟健是否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按照惯例，他作为被告肯定不会同意诉讼请求。

没想到这句话就刺激到了李春芳，她把头上的蝴蝶薅下来一只，朝尉迟健律师，也就是我的前同事砸过去。

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但我前同事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这是个机会啊。

前同事马上申请对李春芳做精神状态的鉴定，如果李春芳被鉴定出患有精神类疾病，那么她不仅不能独立进行离婚诉讼，而且更重要的是——她想要的抚养权基本没戏了。

李春芳屁股一偏坐在了桌子上，一条腿盘在上面，嚎啕大哭，嘴里喊着都打死我好了，全世界都在欺负我。

李春芳的母亲赶紧上去把她拽下来，她刚要挣扎，却停住了。

因为尉迟健正眼色冰冷地看着她。

她不再闹腾，乖乖地在庭审笔录上签了字。

李春芳的直系三代亲属都没有精神病史，但她刚刚表现的行为，促使法官同意了对她的精神状态鉴定。

她可能真的会失去孩子。

我在法院门口拦住了李春芳，“要不我给你代理吧。”李春芳使劲抹了抹眼泪，用力地抱住了我。

李春芳辞掉了原来的律师，我们终于坐下来详细沟通她的离婚事宜。

那天约在我的茶舍里，李春芳难得穿了一套合身的衣服，头发歪扭地盘在脑后，没了那些鲜艳的花和蝴蝶。

“其实衣服不管贵贱，合身最好看。”我想鼓励李春芳，她还年轻，应该追求合身而不是名牌，那好像一个人在拼尽全力证明自己曾经富过。

李春芳不接我的话茬，大眼睛不停地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最后指着窗户的角落碎碎念，我仔细看了下，那边的墙上有我养的小鸟凿出的一个小洞。

“肯定是监控，到处都有人在跟踪我。”李春芳突然指着那个小孔吼道，然后抓起茶杯，把茶水泼在了那个小孔上。

这个精神状态让我后悔接下这个案子，感觉没办法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。

“你被谁监控过？”我的问题好像把李春芳从幻想的世界里拉到了现实中，她定定地看着我，然后就好像突然恢复了正常，给我讲述了她前一段时间的遭遇。

李春芳说，她这段时间为了拿到抚养权，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动向。

尉迟健在我前律所签下合约之后，居然趁着李春芳父母不注意，先去学校把孩子接走了。

李春芳当时就崩溃了。

按照法律惯例来说，本来学龄后男孩抚养权归父亲的几率就比较大。

如果孩子还在尉迟健手里，毫无胜算可言。

因为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孩子判给了李春芳，实际上孩子还是在尉迟健手里。执行法官可以去执行财产收回，房屋收回，但那些都是物品，出于对孩童心理的保护，我们当地的执行法官还没有去抢夺孩子的先例。

她更担心尉迟健会伤害孩子。

她哭了一下午，最终擦干眼泪回去了尉迟健家。

这是她噩梦的开始。

回家就意味着囚禁。

尉迟健当着李春芳的面在门口装了一个监控，“你走出这个门儿半步，我让你从此再也见不到儿子。”

李春芳呆呆看着那个监控摄像头，它有一种魔力，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的那个圈，让李春芳不敢离开家里。

她每天早上站在门口跟儿子告别，然后一整天都在提心吊胆，生怕早上这一别就将是永别。

她看到卧室里的插座孔，觉得里面好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窥视她的一举一动，好像她小声咒骂尉迟健都被一五一十地记录了下来。

为了躲避这种监控，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，但晚上尉迟健回来就问她：“今天又咒我死了吧？”

李春芳无处躲闪的眼神，让尉迟健感受到了拿捏别人的快乐，他放声大笑。

李春芳说，她那段时间晚上睡觉，耳朵旁边都能听到尉迟健的笑，睡不着。她精神状态就是在这时恶化了。

在整夜整夜的担惊受怕中，李春芳只有坐在儿子卧室外面，才能熬过漫长的折磨。

尉迟健对李春芳做的这一切毫不避讳儿子，他觉得只有这样作践李春芳才能让儿子打心底里厌恶这个母亲，跟作为强者的自己更亲。

或许是李春芳还没被折磨疯掉，尉迟健又出新招，她把二女儿接回来住，美其名曰陪伴李春芳。

尉迟健的二女儿正在读高中，但是尉迟健不顾一切地把她接回来，让她跟李春芳搞好关系。

尉迟健太了解李春芳了，她要用二女儿跟李春芳打感情牌，一无所有的李春芳只剩下最纯粹的感情了，如果感情还被玩弄就会彻底疯掉吧。

尉迟健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。他给儿子讲解每一个步骤，让儿子猜结局会是怎样。

尉迟健把一部分资产转移给了二女儿，他让二女儿在陪伴李春芳的过程中，不停跟李春芳说自己过得有多惨，让李春芳放弃给她的这一部分资产。

其实，打赢这场官司只是个开始，虽然我帮她逃离了尉迟健，但真正让她摆脱内心阴影的，却是她的儿子。

李春芳刚开始上班时，嘈杂的地铁和公交车，让她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又出现了幻听的症状，慢慢又变得暴躁。“我儿子知道之后给我买了个耳机。”

她的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你别听那些声音就可以了。”

我发现这个年仅7岁的孩子，还真有点智慧，他不像大人那样反驳说，根本没有声音。

他只是贴心得用自己的零花钱，给妈妈买一副耳机，说有就有呗，不听就行了嘛。

有时孩子反而比大人更懂怎么去安慰人。

面对阴影，除了断绝一切，还有一种方式是坦然面对。

李春芳从那以后，每天上班戴耳机听相声，降噪耳机隔绝了一切噪音，让她明白自己的精神没有再出问题。

她已经停了药，正在减肥。“我不用减肥也能瘦下来，我儿子给我安排的劳动量老大了。”

李春芳说她儿子给自己报了几个课外班，每个周末早早拉上她出门，两个人溜达着去上课，上完课一起去找好吃的。遇到天气好的时候，她儿子会带着她去海边徒步，去爬山。

他跟所有同龄的小朋友一样，一年去一百次海洋馆动物园都不嫌烦，“天气好的周末，我俩能走两万多步。”

“你有没有相信过你儿子会用针扎你？”

我很好奇在李春芳精神状态最不好的时候，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迟疑，儿子被尉迟健带成了一个变态。

“我相信他不会。”李春芳靠在椅背上逗着小鸟，“如果会，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也会变好。”

“我儿子本性不坏，也许他会学坏，但只要跟妈妈在一起，就永远不会是个坏孩子。“

运动改善了李春芳的睡眠，她很少在半夜醒来，也不再做噩梦。她的儿子也跟着运动，身高窜得老快。

开庭那天，没见到李春芳的尉迟健有些失落，我猜，他没能走出这场官司带给他的阴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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